兰良永文畬堂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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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六年()冬萃文书屋摆印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世称程甲本)问世后,各地书坊竞相翻刻。东观阁系统本作为这些翻刻本中的最大一支,曾引发不少误判。

东观阁梓行《红楼梦》

如两部嘉庆十六年本,一部扉页题“嘉庆辛未重镌/东观阁梓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一部扉页题“嘉庆辛未重镌/东观阁梓行,文畬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者多“文畬堂藏板”五字,有研究者遂认为前者系东观阁初评本,后者是据前者翻刻的。

其实,东观阁系统本的初评本是文新堂本《萧闲山房评点绣像红楼梦》[1],东观阁并未刊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这两部嘉庆十六年本也是同版刷印的,它们之间除了各配扉页和先后刷之别外[2],并无实质性的版本差异。因这两部刻本皆已影印出版,流布甚广,特将相关考察介绍如下,以供同好参考之用。

为有所是正,暂将所谓的东观阁初评本径称为嘉庆十六年本,以便指称时区别于同为嘉庆十六年本的文畬堂本。

文畲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

一、文畬堂和文畬堂本

文畬堂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扉页题“嘉庆辛未重镌/东观阁梓,文畬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扉页背面有“东观主人识”相关内容。首程伟元序,末署“小泉程伟先识”(“元”误作“先”);次高鹗序,末署“铁岭高鹗叙并书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次目录;次绣像二十四叶,前图后赞[3]。正文页十行,行二十二字,有圈点和侧批。

文畬堂曾被孙殿起著录:“《羊城古鈔》八卷,首一卷,顺德仇池石撰,嘉庆十一年文畬堂刊。”[4]文革红先生则明确指出文畬堂是顺德书坊。[5]顺德今属佛山,旧属广州,故林子雄先生又将文畬堂径称为“清嘉道年间广州著名书坊”[6]。

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羊城古鈔》则在扉页题“嘉庆十一年镌……听松阁藏板”。听松阁是温汝能的书斋。温汝能(-),字希禹,一字熙堂,晚号谦山,顺德龙山人,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后授内阁中书(后高鹗亦授内阁中书,故两人曾同朝为官。另,温汝能也是张问陶的好友),嘉庆四年冬告归,卜居于莲溪,藏书数万卷[7]。

听松阁藏板《羊城古鈔》

听松阁刻书不少(参下表),故《羊城古鈔》应是温汝能代其幕僚仇池石刊行的家刻本。究竟是坊刻本,还是家刻本?这,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听松阁原刻,文畬堂翻刻;二是温汝能委托文畬堂刊行,且双方各配扉页。

笔者倾向于后者。文畬堂为降低刊刻成本,常将两块细长木条拼接,再截断后制作书版,以物尽其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初印本就可能有断板现象。这部《羊城古钞》或亦如此,细察听松阁本的断版情况,应非“书板吸墨膨胀,墨干收缩,反复刷印,遂至开裂”,而是因为将两块木板拼接制作书板,遂自带裂缝。

至广州大賫堂据此书板再刷,断版处又有磨损,遂致“意”“意”“存”“毕”“乎”“居”诸字残缺不全,这才是反复刷印的结果。

左听松阁本书影,右大賫堂本书影

古时书坊为扩充稿源,常与当地文人合作,如书业德和当地士人叶氏的合作即其中一例[8]。温汝能编刻书籍的时间,也和文畬堂有所交错,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知,嘉庆十一年是一个分水岭——虽然此后温汝能仍编撰了《方舆类纂》《粤东诗海》,却再无听松阁刻本,而是交由文畬堂刊行。合理的解释是,温汝能著述颇多,遂被文畬堂认定为优质而稳定的稿源,而温汝能编书既多,也需借助外力来缓解经济压力,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温汝能开始委托文畬堂刊行。这样的合刻本,交给温汝能的书题“听松阁藏板”,由文畬堂自销的书题“文畬堂刊”,各得其所。

共用书板,各制扉页,是小书坊的惯用手段。也有空出堂号,等合作书坊自行加盖木戳的。文畬堂就是这样一间常与其他书坊合刻且各制扉页的小书坊。这个判断,为我们判断文畬堂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和嘉庆十六年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的同版刷印的版本关系,提供了依据。

《东观阁梓行文畬堂藏板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学苑出版社年2月影印出版。

二、同版刷印的文畬堂本和嘉庆十六年本

文畬堂本和嘉庆十六年本的版式和笔迹高度一致,这是一眼可见的,然覆刻本、影刻本也能做到版式和笔迹高度一致,因此,要证明两本是同版刷印的,仍需从两本相同的断版现象着手。

事实上,这两本相同的断版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以十三叶总目为例,两本皆在第5、6、7、8、9、10、11、12、13叶的同一位置断版(这里应该是以“两块细长木条拼接”,再截断为9块书板),断版的比例不可谓不高。正文的断版情况也不遑多让,暂举以下几例略加说明。

例一,第22回第2叶,两本皆在每行第9字和第10字之间断版,且“辦”“遍”“黛”“内”四字皆被截断。再,第1行的“纔”简写为“”,第3行的“做生日”误刻为“故王日”,第12行的“婆婆”误刻为“波婆”,第17行的“戏文”误刻为“戏支”,第5行的“霉爛”、第11行的“算”、第15行的“定省”、第18行的“过夜”、第20行的“内院”也被误刻,两本并无二致。

第22回第2叶书影,上为嘉庆十六年本,下为文畬堂本

例二,第56回第1叶,两本皆在每行第11字和第12字之间断版,第4行的“丫”“壸”误刻为“了”“”,第10行的“刚”误刻为“刚终”,第14行的“自然”误刻为“日然”,第16行的“拿着”“找我”误刻为“拿者”“我人”,第18行的“找人”误刻为“我人”,两本亦无二致。

第56回第1叶书影,上为嘉庆十六年本,下为文畬堂本

例三,第62回首叶,两本皆在每行第12字和第13字之间断版,第4、19行的“鼓”误刻为“皷”,第10行的“空子”误刻为“空于”,第11行的“擔”误刻为“儋”,第14行的“菜”误刻为“莱”,第15行的“全”多刻了一点,第19行的“垂头”误刻为“重头”,第6行侧批“即时撤委”第三字误刻,两本亦相当一致。

第62回第2叶书影,上为嘉庆十六年本,下为文畬堂本

例四,有必要说明的是,文畬堂本该叶书影模糊,或因扫描技术,或因刷印过程中纸张略有移动,不代表它是后刷本,查汪显清先生所藏文畬堂本,该叶字迹清楚,远胜笔者用来截图的电子版。

综上,文畬堂本和嘉庆十六年本确系同版刷印。至于同版刷印而各配扉页,则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书板转让,转让后抽换扉页;

二,因文畬堂规模小,有铺无坊,遂将刻印业务外包,承刊者有自己的销售渠道,遂逐利加印,并抽换扉页以删去文畬堂标志[9];

三,文畬堂和某书坊合刻且各配扉页[10],某书坊因某种原因未题写堂号;

四,另一家书坊借版刷印或代理经销时抽换扉页以删去文畬堂标志,如书业德和文兰阁拣选嘉庆十九年本《绣像红楼梦》发售时即撕去扉页,以掩藏出版信息,可见经销商有其考量,不希望顾客看到原出版商的信息。究竟是哪一种情况,俟集诸本比较其先后刷之差异后再作判断。

三、文畬堂本的拼配

文畬堂本的正文虽源自文新堂评点本,其绣像则绕开文新堂系统本直接脱胎于程印本,故程印本、善因楼本和文畬堂本是曲角版框,自成一系;东观阁白文本和文新堂评点本则是直角版框,另成一系。

绣像内容也颇有差异。如第13幅秦氏像,程印本、善因楼本和文畬堂本版心题“秦氏”,墙上有“海棠春睡图”“嫩寒锁梦因春冷”字样(间有讹字);东观阁白文本和文新堂评点本版心题“秦可卿”,墙上无“海棠春睡图”“嫩寒锁梦因春冷”字样。

第14幅薛宝钗像,善因楼本和文畬堂本有“绛芸轩”匾额,其中一只仙鹤低头;东观阁白文本和文新堂评点本无“绛芸轩”匾额,两只仙鹤皆未低头。

左为文新堂本书影,右为文畬堂本书影

第23幅女乐像,程印本、善因楼本和文畬堂本版心题“二十三”,右上角窗格无同心圆,右侧人像的头发高于桌面,中间地板格数较多;东观阁白文本和文新堂评点本版心题“廿三”,右上角窗格有同心圆,右侧人像的头发低于桌面,中间地板格数较少。

要之,虽然诸本绣像皆源自程印本,但东观阁白文本和文新堂评点本因改动较大而自成一系,善因楼本和文畬堂本因改动较小而另成一系。

不仅如此,文畬堂本的扉页亦绕开文新堂系统本脱胎于东观阁白文本。文畬堂本扉页背面题:

《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摆成,勘对较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厘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事也。东观主人识。

该题识和东观阁白文本全同。文新堂本《萧闲山房评点绣像红楼梦》的扉页题“己未仲春新镌/萧闲山房评点/绣像红楼梦/文新堂梓行”,扉页背面则题:

文新堂刊本《红楼梦》

《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始成全璧。但系用活字,勘对匪易,书中错落颠倒。复又王东观氏刊刻印刷,颇云成书。然其中绝无一字之评。兹本坊又将东观刊本细加厘正,批点文义,校订讹舛,寿诸梨枣,公行海内,阅者珍之。己未暮春文新主人识。

知文畬堂本的题识和东观阁白文本同而异于文新堂本。

至于扉页正面,翻刻本一般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一仍其旧,彻底盗版;二是更新信息,予以改刻。

予以改刻又分四种情况:

一是既注明翻刻者,也注明原刻者(如文畬堂本);

二是只注明翻刻者,不注明原刻者(如善因楼本《批评新奇绣像红楼梦》《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

三是不注明翻刻者,只注明原刻者(如嘉庆十六年本);

四是既不注明原刻者,也不注明原刻者(如嘉庆十九年本《绣像红楼梦》)。

文畬堂本的扉页脱胎于东观阁白文本而有所改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为体现评点本的版本性质,将书名从“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改为“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其次,将“东观阁梓行”五字从左侧下方移往右侧上方,并在右侧下方注明“文畬堂藏板”五字,以区别原刻者和翻刻者。

综上,知文畬堂本的扉页、绣像和正文分别来自不同底本,确属拼配本,且其拼配是发生在刊刻过程中,不是发生在售藏过程中。

三让堂藏板《绣像批点红楼梦》

事实上,因“翻刻必究”等原因,翻刻本常使用移花接木、数本拼配的障眼法。如三让堂本《绣像批点红楼梦》的15幅绣像脱胎于藤花榭本《绣像红楼梦》,正文源自文新堂系统本,就是这种情况。

文畬堂本的正文脱胎于文新堂评点本,扉页绕开文新堂系统本脱胎于东观阁白文本,绣像绕开文新堂系统本直接脱胎于程印本,也是这种既省时省力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翻刻必究”风险的障眼法。

文畬堂本的扉页脱胎于东观阁白文本又有所改刻,明乎此,就可以讨论东观阁白文本在左栏下方题“东观阁梓行”和文畬堂本在右栏上方题“东观阁梓行”的区别了。

试以商务印书馆摹印藤花榭本《说文解字》为例,藤花榭原本扉页题“仿北宋小字本说文解字/嘉庆丁卯年开雕,藤花榭藏板”,“藤花榭藏板”五字在扉页下方;商务印书馆据此摹印时乃将“藤花榭藏板”移往扉页上方,题作“仿北宋小字本说文解字/藤花榭藏板,商务印书馆摹印”(图七)[11],相当于注明了原刻者和翻印者。

左为藤花榭本《说文解字》扉页,右为商务本《说文解字》扉页。

商务印书馆据将“藤花榭藏板”五字从扉页下方移往扉页上方,恰和文畬堂将“东观阁梓行”五字从扉页下方移往扉页上方的情况一致。

基于此,东观阁白文本在扉页左栏下方题“东观阁梓行”,代表着新刻者;文畬堂本在扉页右栏上方题“东观阁梓行”,代表着原刻者。同样五个字,因落款位置不同导致其指向不同,其区别在此。

既然如此,文畬堂本所题“嘉庆辛未重镌”之“重镌”二字如何解释呢?早前的解释,是东观阁先刊行了白文本,此后又重刊了这个评点本,故“重镌”二字是针对同一家书坊而言。

其实,明清刻本所题“重镌”“重校”“重订”,十有八九是指后人在前人所镌、所校、所订的基础上重镌、重校、重订,故此处“重镌”也是指文畬堂在旧本基础上的重新刊刻——因为没有得到旧本的书板,所以只能重镌新的书板。

四、文畬堂本的形近而讹

文畬堂本的形近而讹之例不胜枚举,前文已举数例,下面再借助张青松先生惠赐的文新堂本书影作进一步考察。如下表所示(22V1A2L表示第22回第1叶A面第2行,依次类推):

综上,文畬堂本的形近而讹确实是大量存在的,且有的形近而讹之例恰可揭示其版本源流。如善因楼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第5回总目“玉”字之一点勾连上下两横,致“玉”字颇似“五”字,文畬堂本遂形近而讹误刻为“五”;善因楼本《批评新奇绣像红楼梦》第56回首页第10行“刚”二字,文畬堂本形近而讹刻作“刚终”。

左善因楼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总目书影,第6回总目“玉”字之一点未勾连上下两横,文畬堂本遂不误。右汪显清先生所藏文元堂本扉页。

以上两例,说明文畬堂本源自善因楼系列本[12]。查诸本绣像,善因楼本和文畬堂本自成一系,东观阁白文本和文新堂评点本另成一系,也充分说明文畬堂本和善因楼本的亲近关系。

文畬堂本和善因楼本的亲近关系,还可从总目的共同异文得到佐证:

第30回总目,善因楼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将“扇机”误刻为“腑王”;第69回总目,善因楼本阙“人”字,将“自逝”误刻为“目逝”;第90回总目,善因楼本将“叵测”误刻为“回测”。以上讹误文畬堂本全同,也足以说明它们的亲近关系。然文畬堂本或非直接源自善因楼本,请看以下两个例证:

善因楼本将“伶俐”误刻为“皮酉”,将“竟挑起许多”误刻为“意执起牛”,文畬堂本皆不误,故文畬堂本应非直接源自善因楼本。

且文畬堂本的形近而讹,应与顺德马冈刻工有关。据金武祥《粟香随笔》记载,清代“书板之多,以江西、广东两省为最。江西刻工在金溪县之许湾,广东刻工在顺德县之马冈”。

《粟香随笔》

郭汝诚修《顺德县志》则记载:“今马冈镂板几遍艺林,妇孺皆能为之。男子但依墨迹刻画界线,余并女工,故价廉而行远。近日苏州书贾往往携书入粤,售于书肆,得值则就马冈刻所欲刻之书板,刻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手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海内,见者以为苏板矣。”

汪宗衍所撰《清代女子刻书》也说:“粤中刻书若《皇清经解》《广雅丛书》《粤雅堂丛书》等大部头以至零星小种,无不为马江女子所刻者。即江浙之版本学者如黄丕烈之《士礼居丛书》,亦有一二种称为刻于药州,当出马江女子之手。盖广州刻工虽稍逊于江浙,而刻字费较廉也。”

这里所说的马江即马冈,因粤语发音而误写也。

要之,马冈男性刻工只刻界线,刻字工作多由女性负责,然女性多不识字,刻字时只能依样画葫芦,故底本写错了,她们也跟着刻错;底本没写错,她们也可能形近而讹。文畬堂本将“刚”误刻为“刚终”,将“宝玉”误刻为“宝五”,即属此例。

徐珂《清稗类钞·工艺类·妇孺刻书板》所言“广东顺德县之手民,率系十余岁稚女,价廉工速,而鲁鱼亥豕之讹误,则尤甚于湖南”[13]或有以偏盖全之嫌,于文畬堂本而言则并无夸张,笔者虽来自顺德,亦哑口无以自辨。

《清稗类钞》

基于此,善因楼本将“伶俐”误刻为“皮酉”,将“竟挑起许多”误刻为“意执起牛”,文畬堂本不误,应非源自善因楼本而有所校正。

换言之,即善因楼本和文畬堂本是同源关系,而非上下游本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其拼配情况,单就正文及批语而言,其版本源流图应是:

五、马礼逊和文畬堂本

嘉庆十二年(),罗伯特·马礼逊(-)被伦敦传教会派往广州,成为第一位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

《马礼逊回忆录》

马礼逊曾编撰第一部汉英双语字典《华英字典》,将《圣经》译成中文,近年来,他对《红楼梦》的翻译也颇受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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