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北京农副物资、手工业物资的供应地区
引言
北京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庞大的消费城市，皇室、官吏和驻军所需大量物资经常由全国漕运供应。但民间日用物资和一些不便长途运输的物品，如蔬菜、蛋类、河鱼、猪肉、家禽、油类、干鲜果品等，则需就近供应。
北京西部和北部皆为山区，出产并不丰富。如张家口、承德等地区，不仅不能大量供给北京，反而靠北京来接济。北京东部濒海各地开发甚晚，只有蓟县、玉田一带农产品较多，天津发展起来之后，又和北京争夺这个地区的物资。所以，北京农副物资供应，历史上主要靠南部的保定地区。
保定城本身规模一直不大，但却处于出产丰富的冀中中心地带。保定地区现辖1市、20县，在古代，是一个出产多样化的地区。西部山区多产果品、林木和禽兽；中部产谷物、桑棉和菜蔬；东部以白洋淀为中心的淀泊地区，多产鱼虾、水禽、芦苇。
《弘治保定郡志》记载，唐代，这里向朝廷交纳的“土贡”有生漆、桑皮纸、粗细棉布、苇席。宋代当地“土贡”有生漆、棉布、丝绵、苇席。唐、宋时期，北京尚未正式建都，这里的物资一部分直输朝廷，一部分供河北军用。宋代，保定地区农业有很大发展。
当时，保州知州赵彬分徐河水向南，人保州运区，人称赵彬堰，并置水陆屯田。天禧末年年，整个河北屯田岁收余石，而保州则逾其半。不过，出于辽宋对峙，这些物资不是输往北京，而是供应河北驻军。
金、元以后，保定成为北京南部门户，从此，各种物资直接输往京师。到明代，向北京贡纳的物品除上述各种外，又增加了杂皮、杂毛、獐、兔、鹿、野猪、狐皮、山羊皮、獾皮以及鹅翎雁羽等项。这说明，当时西部山区自然生态环境尚好，因而有大量兽类、禽类可向朝廷贡纳。
明代保定府所属州县，仅桑丝一项就收课税两银。可见，这时保定地区水利情况也好，桑喜水，保定地区多洼地湖泊，故桑丝丰富。冀中多产芝麻，据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记载，明代皇室与宦官合伙在北京戎府街东安门外开了6家皇店，专门经营各地客商贩来杂货，每年购销定州油、河间油即达4.5万篓。
清代，由于北京人口的大量增加，蔬菜、肉类、水产需要大增，保定地区开始出现专为北京生产的专业地区。如徐水，以大白菜最著名，县西北有鸡爪泉，流至孤庄营一带，沿河宜种白菜，品种甚佳，世称安肃菜徐水为故安肃县，大者盈抱，畅销各地，尤以输入北京为大宗。
定县的猪最著名，定县以北，涿县以南所产猪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好，常年输往北京，供皇室“御用”和市民消费。安国县”在古代称祁州，素以中国北方药市而著称。据《祁州县志》记载，每到冬季药商云集，南关外设大药市、小药市，北京的各家大药店均来此购货。如最著名的同仁堂，就是祁州药市的重要主顾。
由于同仁堂资本雄厚，购买量大，名望甚高，很长时间内在祁州药市上占垄断地位。据乐松生回忆当年情况说：“在过去全国最大的药市祁州今安国县药王庙上，每年冬、春两季开市的时候，都要等候同仁堂的人到后才开市。这是因为同仁堂出价大，买得多·····我们每次都能买到最好的药材。”
《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易县以产烟叶著称。清末民初，易县烟叶大量售于北京，岁值万元《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直隶省志》。
另外，定县的鸭梨，阜平、曲阳的大枣，易县的柿子、核桃仁、桃干都以向北京输送为大宗。保定东部的白洋淀地区，是北京明、清以来主要水产供应地。其中，鱼、虾、河蟹、元鱼成为皇室索取的主要物品。
其水产植物如芦苇、莲藕、菱角也直接供应北京和天津。但到现代，自然资源受到破坏，产量逐年下降。20世纪50年代鱼虾平均年产万斤，60年代为万斤，70年代为万斤，70年代比60年代下降65%,比50年代下降82%。
水产下降的原因有五：
一、蓄水减少
近年在各河中、下游修建水库，对拦洪灌溉、改变农业面貌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排放水量过小，影响了白洋淀的蓄水量。据有关方面统计，近15年来已有4次干淀。
二、各河夹带泥沙过多，淀面淤积，水量缩小
三、污染严重，造成鱼虾死亡。
四、治理河道时考虑保护水产资源不够。
本来，鱼类习惯到河口产卵，近年在各河下游设闸，不修鱼道，闭闸时断绝了鱼类洄游通路，造成洄游鱼几乎绝迹的严重现象。五是过度捕捞。这几年，治理污染颇有效果，鱼虾产量有所上升，但要达到历史上最好生产水平，还要从各方面努力。因此，如不抓紧对白洋淀的治理和水产保护，今后就不可能再有多少白洋淀水产供应北京和天津。
除农副产品以外，保定还是北京手工业产品的重要补给地。从目前情况看，保定地区工业并不发达，但在历史上却是向北京输送手工业产品和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早期，保定地区的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定县、曲阳一带；近代转移到高阳等地；20世纪初，现代工业生产开始后，保定市才成了工业的中心城市。其中，与北京关系最密切的是定瓷、曲阳石雕、丝织品和高阳布。
位于保定地区西部的曲阳县，现代一直被称为穷山恶水之地，但在古代，却是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地方。宋代有四大窑系，著名的定瓷窑址并不在定县，而是在曲阳县北的涧磁、燕川一带。
定窑以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绿釉瓷器。定瓷造型美观，瓷质细腻，胎极薄，有刻花、划花、印花等品种。从新中国成立后发掘情况看，当时的窑址不止一个，有官窑、民窑，还有专供北宋皇室的御窑。定窑产品运往全国，当时的辽燕京也是重要销售点之一。
辽代燕京发掘出的许多墓葬中都有定瓷。定瓷不仅销售于燕京，其生产技术也传播到这里。新中国成立后在门头沟区龙泉务村北发现一个辽、金时期的瓷窑遗址，其主要产品就是“仿定”，无论从花色到品种，显然都是效仿定瓷而来。目前，曲阳已专门成立仿定瓷厂，研究试制仿定产品，虽然产量不大，但质量已接近过去水平。
值得特别一述的，还有曲阳的石刻。曲阳黄山盛产珉石，质地细腻纯白，名曰汉白玉。故山前后多刻石名匠。曲阳石刻历史悠久，从考古发现及现存文物看，在南北朝时即大盛。年，考古部门在该县西南修德寺遗址上出土了大量石造像，从数百件有纪年的造像看，包含了北魏、东魏、北齐、隋、唐等年间的作品。
20世纪70年代，先后在河北藁城贾同村、临漳县栗辛庄、张彭城、河图棉站西等古邺南城遗址一带，又出土了24件曲阳白石造像。
可见，曲阳石刻当时流传到河北许多地区。这个时期，曲阳石刻对北京的具体影响尚待进一步探索和新的考古发现来证实。但北魏时佛教大兴，幽蓟为北方佛教集中之地，曲阳石刻不会不对北京产生重大影响。曲阳石刻既有各个朝代的历史风貌，又有明显的地方特点，成为北方一大流派。
尤其是北京建都之后，历代大修宫室、庙宇，其造像、雕栏及其他石刻品，大都出自曲阳工匠之手。特别是在元代，曲阳出现一批杰出的雕刻家，直接参加元大都的建设。其中，最有名的有杨琼、王道、王浩等。杨琼工艺奇巧，多次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和赏赐，曾任大都石局总管和采石提举等职。
死后大书法家赵孟顺亲自为之书写碑文。此后，明、清两代大修宫室，其汉白玉一是采自房山，一是采自曲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曲阳匠人还多次到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各种工程，负责其中的雕刻工作。
结语
古代的定州，还是北方重要丝织业基地。唐代，北方州县擅长织绢，南方长于麻布。在北方，丝织业首推山东，其次是河北。河北则以冀中为主要产地。《唐六典》曾列出全国纺织品的9个等级，定、赵、沧、瀛、莫等州名列四等，为中上乘。
定州大富豪何明远，家有梭机张，织造规模很大。《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记载，定州土贡有：罗绸、细绫，瑞绫、两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丝织品种类是相当多的。当时，幽州的绢列第五等，不如定州，加之幽州驻军甚多，定州等地有不少要供应幽州。宋代，河北路产绢甚多，有“衣被天下”之称。这时，由于辽、宋对峙，保定地区与北京分为两国之地，但通过官私贸易，定州等地的丝织品仍经常输往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