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投身于修志事业后，便产生了对本县旧志版本进行探讨的设想。7年来，我一直留心有关广灵旧志的各种信息，多方搜求，草成此文。有谬漏之处，恳请志界同仁斧正。
一明代版本的推测
广灵县自辽统和十三年（）重新建置，至金、元时期，均未见有关修志记载，到明代方见诸文献。
清康熙本《广灵县志》中保存下明万历本之《序》，为知县杜一奇所作。从序中探知，杜一奇于万历二十六年（）到任5个月后，在“故牍中”发现了“朽烂几尽”的旧志。看来这个版本到当时已严重残缺，可想早成多年不见于世之珍。至于何时所修，杜一奇没有说明，也许因缺头少尾而不可知。
本县还有一条唯一见存的线索，即明河南省柘城县知县赵昌龄（广灵人）于嘉靖二十一年（）三月所撰《重建千福山庙记》碑文中有“按‘邑志’，距城乾五里许，有山岿峙”云云，他说的“邑志”很可能与杜一奇发现的残本是同一回事。遗憾的是由此还不能确知这个版本的问世时间。
近年，我省方志学者刘纬毅，从《文渊阁书目》卷20“新志”著录中查到《广灵县志》，该卷著录志书均为永乐十九年（）至正统六年（）所撰书。对于这个版本的问世时间，可推测为明永乐年间。从永乐年间全国修志形势看，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六年（）“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颁布《纂修志书凡例》，通令全国遵照执行，广灵自然不能例外。县志的纂修不会像省、府志书那样费时费力，无需拖到正统年间。从修志周期上估计，广灵志书在永乐二十年（）前撰成完全可能。
成化十一年（）刻本《山西通志》载有洪武二十四年（）、永乐十年（）和成化八年（）广灵县3个年度的赋额。据此，我推测洪武、成化两个赋额都有可能来源于各自时期的县志版本，因为省志纂修的重要依据便是各县志书。以后正德十年（）刻本《大同府志》也引用了洪武二十四年赋额和广灵“人民俭啬纯实，勤于耕种”的《广灵县志·风俗》资料。我想正德大同府志与成化山西通志取用同一洪武年间资料应是同一来源，即同一县志版本。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明代最早的广灵志书会在洪武二十四年稍后即可问世，而永乐本将屈居第二。
回头探讨杜一奇发现的残本。从时间上看，永乐十九年至万历二十六年，中间相隔年。在这漫长时期内，广灵前后知县换任有据可查的即有49次。不仅秩官变动频繁，而且县署内部营建变迁情况也同样复杂。据我考察，现在的地表以下光铺地砖就埋有两层。人事和环境的频频变化，永乐本县志要想安然无恙地在书房或库房中保存多年，简直不可思议。因此，杜一奇发现的版本绝不可能是永乐本或更早的版本，而是永乐之后的一个新本。我认为，在明代修志之风盛行不衰的前提下，从永乐本到万历本之间，有一个过渡本并不奇怪。这个过渡本应是赵昌龄参考过的版本，其问世时间距赵撰碑时间不会太久，万历二十六年距嘉靖二十一年为56年，从时间上推测是和乎情理的。
如果说上述证据不足，还可以在现存康熙本县志中找到依据，康熙本《广灵县志》记载明代知县从洪武十六年（），至万历二十六年共50任，每任知县均有具体到任年代或大致时间，序列基本完整，尤其是看不出从永乐至万历二十六年之间有缺漏现象。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各个时期的知县，全部有明确到任年代。如果多年中没有修志的话，就难以形成完整序列，至少到任年代有缺失。杜一奇以后，明代没有再行修志，李焕斗等纂修康熙本补写明朝后期知县序列时，14任知县连一位有到任年代或大致时间的也没有，其中3任连籍贯也未注明。虽然改朝换代是缺失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是没有修志。嘉靖年间可能修过志书，秩官序列得以完整保存。其次，康熙本的“灾祥”记载始于明嘉靖十五年（），也可以作为佐证。据此，我认为约在嘉靖十五年至二十年间，本县曾有过一次修志。正是这个版本被杜一奇发现，成为由永乐本向万历本衔接的过渡本。也就是说，永乐本之后，万历本之前，存在有第3个《广灵县志》版本。万历本是第4个版本，亦即明代《广灵县志》共有4个版本。最早版本始修上限为洪武二十四年，最后版本始修于万历二十六年。
上文所述当然还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明代全部版本问题，但因此举尚无人问津，我便冒昧地提出了自己的推测，以期引起争鸣，进而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