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古南园”，又称“江陵别墅”，现为广福寺
位于宜丰县城绿秀山下耶溪河畔的“古南园”，相传由北宋处士蔡曾所葺，又有其内侄黄庭坚一篇《东郭南园记》加持，已然成为宜丰县城一处具有人文底蕴的古建筑，现为广福寺丛林。《盐乘》载：“蔡曾，字子飞，泰和乡人。尝游学四方，所与交，皆当世名流，而孤僻不谐于俗。旋入大学，丞相刘沆幕其名，馆于家为课子弟。一日语曾，曰：今年祀恩例，欲以浼子。曾不答，明日遽束装归，隐居城东，自号东郭居士，葺南园以居。”
《宜丰县志》记载：“南园，在县城南郊，前临耶溪，后依翰峰。为北宋元丰间本县处士蔡曾所建。后经历代重修，今犹存。”
《宜丰县志》历时四载，三易其稿，于公元年6月20日定稿，又于公元年10月正式出版。《宜丰县志》所载“南园”，没有说明出处。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应出自《南园史谈》，该文章刊登在公元年3月出版的《宜丰文史资料》第二辑。因没有注明写作时间，笔者推测该文应作于公元年之前。
《南园史谈》对蔡曾所筑“南园”详加考证。综观其考文，发现其中存在疏漏，而对于考证结果，笔者则有不同的看法。
《南园史谈》开篇提到：“宜丰县城南郊南屏山下，耶溪之畔，有一古建筑群落。层楼迭栋，亭阁栉比，小桥曲连，花木掩映，俨然江南园林景致。宜丰群众一向都当此为散心览胜的公园，呼其名则是家族庭园之称——熊家花园。这是根据园门上“江陵别墅”四字而来的。“江陵”为熊氏的郡望。另外，也有人称此处为“南亭”的”
可见在此之前，此古建筑群落从没有被民间称过“南园”。
那么，在方志史料中又是如何记载“南园”和“江陵别墅”的呢？清康熙乙巳志载：“蔡氏南园，城东南登瀛坊之东。宋处士蔡曾隐所，有黄山谷记。”而“江陵别墅”在清一朝的《新昌县志》中均无载，仅有民国初《盐乘》载：“江陵别墅，熊氏就南屏废址公建，有学租。”
以清同治庚午志修纂时间为界，“江陵别墅”应是公元年后建造，至今最多年的历史。
据《盐乘》记载，往上追溯，清同治庚午志有：“南征书院，在南门外，河之南。员外郎毛逵建。改名南屏书院，今归熊姓。”清乾隆壬子和道光甲申两志均载：“南征书院，在南门外，河之南。员外郎毛逵建。今名南屏书院。”清康熙癸亥载：“南征书院，在南河之浒。员外郎毛逵建。”
综合这些史料，就可得出“江陵别墅”的来龙去脉，即康熙年间建“南征书院”，乾隆年间改名“南屏书院”，同治年间归熊氏所有，后废。熊氏又在废址上建“江陵别墅”。可见方志史料中，此古建筑群落也没有曾被称作“南园”。
再回到《南园史谈》，文中应是知晓上述史料，并引用：“蔡氏南园，城东南登瀛坊之东”的记载，却认为：“这里说牌坊是立在县城东南面。由于年代久远，此坊早已不存，大约连清代修县志的人也不明白具体的位置。”这种观点显然让人大跌眼镜。《新昌县志》记载有：“登瀛坊，在县东南。为宋右司龚端立。”又有：“医学，旧在县治东街登瀛坊侧。”蔡交云著的《宜丰人物》中也有：“（龚景阳）迁居宜丰城南，后建有龚氏宗祠。”又：“（龚端）愤恨而卒，敕建登瀛坊于祠堂门首。”登瀛坊的位置均有明确记载，可谓信手拈来。不知为何？《南园史谈》会得出“大约连清代修县志的人也不明白具体的位置”的观点。
《南园史谈》中同样也引“（蔡曾）号东郭居士，内侄黄山谷为之记。”却没有去揣摩“东郭居士”的含义。《盐乘》中记载有：“（蔡曾）隐居城东，自号东郭居士，葺南园以居。”
原来“郭”乃是指城墙，“东郭”则是指东城墙，“东郭居士”指居住在东城墙附近的人，与《新昌县志》记载相互印证。
通过对上述史料分析，“南园”是筑在登瀛坊的东面，蔡曾自号“东郭居士”也是说明其居所在县城的东面，而非河对面的山脚下之地，故可确定处在南门耶溪河对面的“江陵别墅”不是“南园”故址。
《南园史谈》中也提到：“民国三年修《蔡氏堪翁房谱》上的“东郭南园图”，不知何时绘成，绘图人是否见过南园的建筑实体也实在令人怀疑，当然，古人绘画既不显出立体感又不完全是平面图。”
由于《南园史谈》考证“南园”方向错误，故对《蔡氏堪翁房谱》绘制的“东郭南园图”一头雾水。《蔡氏堪翁房谱》上的“东郭南园图”左边标注的“登瀛坊以下俱是”七个大字，与《新昌县志》记载的“城东南登瀛坊之东”是一致的。可见应质疑的不是“东郭南园图”，而是《南园史谈》本身。
图为《蔡氏族谱》中“东郭南园图”
我们来看《蔡氏堪翁房谱》上的“东郭南园图”，发现这是一处非常规矩的对称式赣派建筑群。四周高墙围拢，从外八字墙门楼进入，迎面是题有“磊石翠微”的假山，假山后又是三合院式的清玉堂，翠光和浩然两亭分列左右，清玉堂后面又是冠霞阁和乐静斋分列左右，连植的树木花草也是完全对称。这幅图很难确定是宋代建筑，因为它带有明清时期建筑的特征，如大门入口处的外八字墙以及建筑群布局对称等等与明清时期的宗祠、翁祠等建筑的布局几乎相同，“磊石翠微”假山则更像是明清时期的照壁。但不管是什么时代的建筑，与目前“江陵别墅”的建筑结构和布局完全不同。
《南园史谈》用《蔡氏堪翁房谱》上的“东郭南园图”与黄庭坚的《东郭南园记》进行比照，希望找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文章中道：“黄庭坚说「据群山之会作亭曰翠光」，那就是说翠光亭建在几条山梁会聚之点，即立在山顶上，所以才「远而望之，揽空成色」，但是南园图中的翠光亭却画在与青龙堂同一水平面。青玉堂后面侧画了几片叶竹子，翠光亭旁却没有画山形。更堪称一绝的是在青玉堂大门口画了一座假山，上面写「磊石翠微」四个字。黄庭坚说「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气耶；其曰‘山光’者，日月风露之景耶。」这是解释翠光亭的「翠光」两字是怎么取得的，并不是说还有什么翠微堆成山光山。
从「因高作阁曰‘冠霞’」一语看，冠霞阁也是建在山上的，所以头顶彩霞。而绘图人把标有冠霞阁三字的这一建筑物画在围墙以内的西北方向，屋前画了一个花坛，屋侧画了一棵树。
青玉堂（图上写成‘清玉堂’）画在四方形围墙的正中央，当中是一座两层重檐的楼阁，两旁则画了庑廊，倒是像书院的规制。”
从《南园史谈》对“东郭南园图”的质疑看，如想找到相似的地方，绝对是缘木求鱼。首先《东郭南园记》本身是文学作品，带有比喻和夸张的成分，并不能全部拿来当作史料使用。陶渊明的诗文便是例子，解读出来的结果五花八门。其次《南园史谈》的观点是先入为主地认为“南园”就是后来的“江陵别墅”，并且又深信不疑，故把所有的解读往自己的观点上靠，才会把“据群山之会”理解成“南园”建在群山之中。其实黄庭坚的“据群山之会”与“山环若城，水绕如带”和“林壑盘纡、山川廻远”一样，说的是整个县城的环境。
《南园史谈》中将“古南园”的变迁过程考证为“东郭南园——南屏别墅——江陵别墅”，称县志与《毛氏族谱》内俱记：毛鸿远曾于清雍正时在县城南屏山下的“河南别墅”扩建成虚白楼，与当时一些著名文士时相诗文唱和。因而，在熊氏之前，毛氏又经营过“古南园，且改名“南屏别墅”。
其实《新昌县志》中根本没有此记载，仅是《盐乘》的“毛鸿远传”中提到了虚白楼，但没有“河南别墅”或“南屏别墅”的任何文字。按史载分析，康熙乙巳志中无“南征书院”，可视为此时还处在建设中。毛逵参与了康熙乙巳志的校稿，同时也在营建“南征书院”，故在十八年之后的康熙癸亥志中，才出现“南征书院”的记载。《南园史谈》不提“南征书院”由“员外郎毛逵建”，却反而认为是毛鸿远的“南屏别墅”，又与史料记载完全不符。清乾隆壬子记载：“今名南屏书院”，说明“南征书院”是在乾隆时期改的名，毛逵于康熙十一年（公元年）外出为官，将家中所有田园都让给了几位弟弟，故乾隆时期“南征书院”归毛鸿远所有，并改名“南屏书院”的可能性存在，但绝不是《南园史谈》认为的由“南园”改名“南屏别墅”。
笔者此前曾与人谈论“古南园”时，他诘问道，你怎么知道“江陵别墅”不是“古南园”？“江陵别墅”之前经过许了多次的重建，你能搞得清楚？确实我不知道“南征书院”的前身是什么？《南园史谈》也提到，公元年在对“江陵别墅”的改造中掘出过很多宋代的方条形砖，而且《新昌县志》也记载吴甘来曾在这里读过书，这些信息均早于毛逵建造“南征书院”的年代。由于他连登瀛坊的名字都不清楚，就更不知道登瀛坊在哪里了？所以这次谈话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后来又想，或许现实中的“古南园”，比无存的“南园”更能体现蔡氏源远流长的历史，成为“古南园”的考证错误经数十年一直得不到纠正的原因。
又有人曾问笔者，你写了这么多宜丰历史文章，是谁告诉你的？笔者回答说，没谁告诉，都是书上的。他立马就说，那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是。对于这样的言论，笔者无言以答。不管他认为笔者是信口胡说也好，凭空捏造也罢，如果要问谁的话，就只能把古人从坟茔里请出来问个究竟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能让他认可的办法了。
笔者喜爱历史考证，主要是通过读史、传闻、现状等相互印证来实现。其中总结出三种读史方式，一是浅读，走马观花，了解文字表面的所以然。二是深读，整体考量，探知其文字之间的所以然。三是兼读，广纳博采，寻找文字后面的所以然。
比如，黄庭坚有一首《赠密老诗》，也称《送密老往五峰》，从康熙乙巳志到《宜丰县志》，三百六十年来一直被受录在县志中。内容是：
我穿高安过萍乡，七十二渡绕羊肠。水边林下逢衲子，南北东西古道场。五峰秀出云雨上，中有宝坊如侧掌。去与青山做主人，不负法昌老禅将。栽松种竹是家风，莫嫌斗绝无来往。但得螺师吞大象，从来美酒无深巷。
邑人把